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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古籍介绍

满文古籍
17世纪初,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号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代前期,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日益强盛,汉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发扬,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最终形成,出现了康乾盛世的景象。嘉道以后,政治腐败,经济日衰,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天朝”大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满族的先人金代女真原有文字,但到满族崛起时,女真文早已变成死文字。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文字创制满文,史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文字使用时有很多不便,1632年达海奉皇太极之命予以改进,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有清一代,用新满文纂修、翻译了许多图书、档案。此外还有许多碑铭、印玺、钱币等亦用满文。在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中,除了藏文,应算满文图书的品种与数量是最多的。综观中国历史,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能保留下来这么丰富的民族文字图籍,是很难得的。
满文官刻本
满文图书可以分两部分:刻本与抄本,刻本又分为官刻与坊刻两种

满文刻书的滥觞
公元1599年,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用满文记录了大量上谕、公文、函件等档案文献,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满文老档》、《国史院档》等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反映了满族在关外的社会生活,其中许多史料为汉文文献所不载,对研究满族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在关外用满文撰写的文献从未刻印过,只有稿本、抄本传世。
关外时期,用满文翻译了很多汉籍。从努尔哈亦崛起建州之初,随着与明王朝关系的发展,汉籍的满译便开始了。据史料所载,清朝在入关前所译汉籍有十余部之多。这些书籍译出后,以何种形式流传,有无专门的刻书机构,因无史料记载,又无当时的刻本存世,所以难有确说,但根据一些迹象推断,当时应有满文刻本图书刊印,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可以说关外时期是满文刻书的滥觞时期。

满文官刻图书的发展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从此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满文刻书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顺治年间已出现了少数满文书坊刻本,如听松楼刻印的《诗经》等,但是以内府刻本为主。
顺治三年(1646)刊印了辽、金、元三史,这是清入关后首次刊印的满文图书,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满文刻本。这三部书分别为8册、9册、14册,书框高26.5厘米,宽19厘米,每面八行,包背装。译者为内弘文院学士希福等人。
顺治三年还刊印了一部满文图书,即是《洪武宝训》(图三五)(一名《洪武要训》),这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的。《洪武宝训》是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
顺治七年(1650),又刊印了《三国演义》满译本(图三六)。《三国演义》早在关外曾由达海译过,入关后,遵摄政王多尔衮谕旨,由大学士祁充格等组织重译。参加翻译的有查布海等七人,祁充格、范文程、刚林等满汉官员总校。全书24册,分装6函,每面9行,框高29厘米,宽20.5厘米,包背装。清朝入关前后,两次翻译《三国演义》,并非因为其为文学名著,实以此书为兵略。 
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这个时期以皇帝名义撰写、编纂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并往往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劝学文》(顺治十年)、《御制人臣儆心录》(图三七)、《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御纂内政辑要》、《太上感应篇》(顺治十四年)等。顺治朝刊刻近二十部满文图书。
清朝入关后,为了适应汉籍满译工作的需要,专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直到咸丰年间仍有此机构。翻书房将汉籍译为满文后,即付刻印。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是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从满文文字看,顺治年间刻本的字体刚劲古朴,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残存风韵,与康熙刻本的字体有较明显的区别。

满文官刻图书的繁荣
玄烨以八岁冲龄继承帝位,是为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封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大发展。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康熙皇帝本人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融满汉两种文化为一体,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提倡经学、史学、文学,“留意典籍,编定群书”(《清圣祖实录》语),除按例编修《实录》、《圣训》等书外,他还组织班子编纂经、史、文等方面的图书,促进了皇家刻书业的发展,满文官刻图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康熙时代皇家刻书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隶属于内务府,专门编撰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满文的内府刻本也得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这时期满文的殿刻本变得更加规范,字体典雅,有些图书用开化纸大字印刷,纸张洁白细腻,字体墨色匀润,装帧精美考究,有一种特殊的宫廷特色。
康熙朝大约刊印了二十多部满文图书,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一)经书 有清一代,自太宗、世祖起,均尊孔崇儒,到康熙时,更是把崇儒尊道作为文化国策。康熙帝亲政后,朝廷请宿儒大臣进行日讲,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陆续刊印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等书,康熙帝亲自为之撰写序言。他本人提倡经学、理学,晚年命李光地编了《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译成满文刊印。这些图书开本都较大,三种“日讲”类书框一般都是高26、27厘米米,宽18.3至18.7厘米,《性理精义》框高20.5厘米,宽16厘米,用的都是白色开化纸,装帧大气考究。
(二)政书 清朝在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以后,各项行政法规制度逐渐建立健全,统治经验也日渐丰富。康熙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编撰《清会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全书共一百六十二卷,所载内容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清会典》是清朝行政法规的大纲,它的编纂反映了清政权的巩固和成熟,为以后的修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时期修纂的重要满文政书还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刑部新定现行例》(康熙十九年)、《太祖圣训》(康熙二十五年)、《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八年)等。这些政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为康熙后各朝提供了典范。
(三)语言文学 这部分图书种类不多,但所编印的几部本身规模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语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御制清文鉴》(图三八),此书前后经三十五年方告完成,这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满文分类辞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军事、礼乐、饮食、器物等共280类,12 000余条,附有总纲(即索引),为满文译学中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版框高21.9厘米,宽15.8厘米,白口,四周双栏,书口依次有满文书名、卷次、篇名、汉文页码。每面大字六行,小字行字不等。这部辞书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乾隆时期编纂的各类清文鉴无不以此为楷模。
文学类图书的代表作品是《御制古文渊鉴》(图三九)。这是一部古代散文汇集,全书包括春秋迄唐宋文章共六百九十三篇,分六十四卷,由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徐乾学等奉敕编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本,有汉、满两种文本。汉文本用彩色套印,美轮美奂,体现了当时最高印刷水平。满文本虽无彩色印刷,但印制也相当精美。书长24.2厘米,宽16.1厘米,白口,四周双栏,海面大字8行,小字双行,书口依次满文书名、卷次、选用书名、篇名及汉文页码。开化纸绵白细软,字体端庄,墨色鲜亮,装帧考究,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就其内容而言,《御制古文渊鉴》是清代大规模翻译汉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后如道光年间译的《古文观止》,咸丰年间的《翻译古文》都受到这部书的影响,但它们的内容和规模远不及《御制古文渊鉴》。
康熙年间的满文刻本中,有一些书的官刻特征不很明显,但根据种种迹象,可以判断不是坊刻而是官刻,甚至是内府刻本。如“七本头”,这是包括《黄石公素书》、《菜根谭》、《孝经》、《御制三角形论》、《性理一则》、《醒世要言》、《潘氏总论》等七种图书的一函丛书。这部书开本较小,用纸普通,也没有用“御制”作为总书名,但从内容看,《黄石公素书》是达海在关外所译,经和素校后刊印的,《御制三角形论》则是皇帝本人的数学论文。
另外一种书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印的满文《金瓶梅》(图四O)。此书向被列为“诲淫”之作,顺治、康熙两朝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在这种氛围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并刻版印行,在文网盘结的当时,如果不得到特别允准是不可能的。这部小说的满译者众说纷纭,有和素说、徐元梦说、康熙之弟说等几种。不论是何人,肯定都是达官贵族。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满译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
雍正年间,满文官刻图书继续发展,但这个时期,满文官刻本的种类与数量都显得较为单调、稀少。从种类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政书,如《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铨选官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上均为雍正三年刻本)、《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刻本)等;另一类是雍正帝的言论文章,如《圣谕广训》(雍正二年)、《雍正上谕》(雍正二年、十年)、《朋党论》(雍正二年)、《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等。

满文官刻图书的鼎盛
进入乾隆时代后,满文官刻图书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期。乾隆六十年间,内府所刻满文图书,无论从内容、数量和书品上看,都超过了前三朝,乾隆后历朝亦未有出其右者。据初步统计,乾隆朝满文官刻图书约有二十种左右。从内容上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新整理翻译儒家经典。《诗经》在顺治年间已经翻译,康雍时期,四书以及《易经》、《书经》、《孝经》等一批儒家经典都译成了满文,或以“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乾隆帝即位后,认为有的译本如《诗经》因翻译过早,一些词语为《清文鉴》未收,不很规范;有的译本如《易经》,一些卦名彖辞的翻译“对音乏旧,未尽翻意”,为了“嘉惠来学”,“不留余憾”,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于是,四书(乾隆六年)、《诗经》(乾隆三十三年)、《礼记》(乾隆四十八年)、《春秋》(乾隆四十九年)等一批儒家经典译作相继问世。
(二)继续编纂刻印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等历代皇帝的《圣训》。除世宗的《圣训》为乾隆前期编纂外,其余几位皇帝的《圣训》早已编就,于乾隆年间陆续刊印。
(三)加强政书的修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清律例》的修纂。《大清律》最初制定于顺治三年(1646),当时清王朝刚定鼎北京,诸事待举,急需一部法律,但时间所限,只能“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来应急。康雍两朝,屡加修订,经过近百年的总结、完善,到乾隆五年(1740)命大臣对清律详悉参订,重加编辑;并以满汉两种文本刊布。其后又陆续刊布了《大清律续纂条例》、《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
《大清会典》是乾隆时期修订的另一部规模宏大的政书。该典最初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年间又用了十年时间进行修纂,乾隆帝即位后,针对康雍两朝所修会典中的一些舛讹疏漏,于乾隆十二年(1747)下令重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满文《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刊布。
乾隆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加强了建制立法,对各项规章制度广为编纂,不断修订。除上述两部大型律典外,一批则例也相继问世,如《八旗则例》、《吏部则例》(乾隆七年)、《兵部督捕则例》(乾隆八年)、《旗务则例》(乾隆三十四年)、《国子监则例》(乾隆三十七年)等。一些则例不断修订,如《八旗则例》初刻于乾隆七年,后于二十九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五十年分别续修。这些则例不断修订,反映了乾隆时期的法规制度不断补充完善,这是清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强化成熟的标志。
(四)重视史书的编修。乾隆帝在即位前就熟读史书,深知“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所以对史书的编修十分重视。从康熙年间开始,每次用兵之后,都要成立专门机构,将有关军事行动的谕旨奏报编纂成集,是谓“方略”。乾隆一朝,用兵较大规模者有十次之多,乾隆帝因之自号“十全老人”,他仿照康熙纂修方略、纪略,译成满文的有《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三十五年)、《平定金川方略》(乾隆四十五年)等。此外还用满文刻印了《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乾隆二十九年)、《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开国方略》(乾隆五十一年)、《》L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六十年)等历史图书。
(五)关心满文工具书的编纂。乾隆帝为了加强满族的统治基础,针对当时八旗官员及其子弟久处太平,骄逸自安,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对满洲旧俗逐渐淡忘的现实,特别提出了“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规定将清语、骑射作为满洲举人会试、官员升黜和宗室王公承袭爵位的条件。乾隆帝亲自指导编纂了一系列满文、满文与其他语文相对照的工具书,同时对满文进行整理规范,为满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图四一),这是在康熙朝编的《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增订的,比《清文鉴》增加新词4 700余条,比原书增加了约二分之一,并将全部辞条译成汉文。此书框高24.4厘米,宽18.3厘米,白口,四周双栏,每面16行,行字不等。书口处依次为满文书名、卷次、汉文类别和页码。后在此书的基础上,又发展到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后者仅有抄本)。又如《西域同文志》(乾隆十五年完成),此书把中国西北地区的地名和一部分人名用汉、满、蒙、藏、维以及托忒蒙古文等六种文字对照汇编,是研究清代西北地区地理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六)注意满文大藏经的翻译。有清一代,把崇奉喇嘛教列为国策,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蒙藏地区,保障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谕开始翻译满文大藏经,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告成,历时十八年。乾隆帝将翻译满文大藏经与编纂四库全书等同看作是其六旬后办的两件大事。满文大藏经全部108函,梵夹装,朱印本。可惜这部经藏当时印刷不多,现在能看到的有北京故宫收藏的76函残本。另有32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幸这部大藏经的经版大部分还都保存完好,最近用来新刷了一批经藏出版。此外,在西藏布达拉宫内也收藏一部。乾隆时期还翻译刻印了其他一些佛教经典,如《大藏全咒}及《皈依经》、《普贤行愿品经》等。乾隆帝本人也亲自译过一些佛经,如《吉祥偈》、《金刚经》等。可以说,满文佛经的刻本绝大多数都是乾隆朝翻译刊印的,这些佛经或是作为供奉,或是供皇家寺庙中喇嘛念诵,散入民间的很少。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满文佛经刻本(图四二),大多是民国初年从清东西陵皇室家庙中收集来的。
满文官刻图书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一是经过百年的发展,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巩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盛世”景象,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二是在乾隆时期,封建中央集权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法律、政令的制订、修改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当时在清政府统治机构中,满洲官员仍占主要地位,各类满文图书特别是实用性很强的政书有较大的需求量;再者是乾隆帝本人的作用,这位皇帝本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特别对汉文化的了解与吸收都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而他本人又有着十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理,在他“稽古右文”、提倡清语、骑射的政策指导下,满文图书的撰修、翻译、刻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满文官刻图书的式微
清代自嘉道以降,国力衰微,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满文官刻图书也逐渐式微,最后变成一种官方的点缀。嘉道咸三朝的六十多年中,除了依照惯例编纂刊印上、代皇帝的《圣训》外,只刻印了《理藩院则例》(嘉庆二十二年修,道光二十九年重订)、《回疆则例》(道光二十二年印本)等满文政书,续纂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分别刻于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九年),此外并无新书问世。到同光时期,官方所修满文图书,大多只以稿本、抄本形式留了下来。
满文官刻图书发展到顶峰后迅速跌入低谷,进入式微阶段,除了乾隆朝以后政治腐败,内乱不止,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历史因素外,与当时满语文使用面急剧缩小也有直接的关系。
有清一代,满文官刻图书可以说是由皇家统揽刊印的,只是到清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地方长宫衙署才有刊印之举。如嘉庆年间,西安将军署刻印了《清文指要》,广州将军衙门和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在光绪年间也刻印了《清文总汇》、《清语辑要》等书,这些地方官署刊印的都是学习满文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以满足当地呈小聚居状态的八旗子弟学习满文的需要。

满文坊刻
民间刻本主要是指书坊和刻字铺印的书籍,另有一些私人的家刻本也属此列。清代的书坊虽遍及全国,并形成了北京、苏州1、广州、佛山等几个刊印中心,但就满文图书而言,其刊印中心仅在北京一处。
北京作为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明代北京的刻书业就很兴盛。但是现在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满文坊刻本却不是北京刻的,而是南京听松楼刊印的《诗经》,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共六卷六册,满汉合璧,版框高22.8厘米,宽14.6厘米,上半面是满文,9行,版框高13厘米,下半面是汉文,也是9行,版框高9.8厘米。扉页有牌记“新刻满汉字诗经”,满汉文分别左右,中间署“听松楼藏板”,首页为满文御制序。中缝汉字题“满汉诗经”。像这样满汉文分别上下刻印的图书仅见于清初,以后都是间行刻印。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刻本,满汉合璧,全书两册,内容都是格言。每面2行,左为满文,右为汉文。第一册每行3字,第二册每行为4字。3字的如“仁为宅,义为路,忠为首,孝为先,俭为常,智为根”等,4字的如“动不可躁,静不可怠,非不可饰,过不可文,群不可党,量不可狭”等。根据刻书的风格判断是顺治年间的坊刻本。
顺治年间的坊刻本仅此二见,而刻满文书的店铺仅知南京听松楼一家。熙年间,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多了起来,除了南京的听松楼仍在刻印外,北京先后出现了十家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它们是宛羽斋、秘书阁、玉树堂、尚德堂、寄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等。宛羽斋在前门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印了《大清全书》(图四三),天绘阁、尊古堂都在西河沿,清初这一带是书籍的刊印中心。南京的听松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印了《清书全集》,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了《同文广汇全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了《满汉类书全集》,另有满文本《孙吴子兵法》,未有明确年款。其余几家书坊各只有一种刊印。
雍正年间,北京知名的刊印满文图书书坊达13家,它们是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个老字号,在琉璃厂,这家书铺在雍正十一年(1733)刻了《满汉全字十二头》一书,这是一部学习满文的基础书。乾隆年间老二酉堂还刻过满文书,后未见有满文书问世。三槐堂是出版满文书较多的一家书坊,从雍正到光绪,绵延近二百年,以三槐堂的名义刊印图书持续不绝。
乾隆六十年间,前后有十多家书坊刻过满文图书,留有堂号的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文瑞堂、永魁堂、秋芳堂、清宜斋等,主要集中在乾隆四十年前。乾隆四十年后只有双峰阁、三槐堂、文盛堂等几家。
嘉庆年间满文坊刻本很少,有堂名的仅见嘉庆二十一年(1816)文盛堂重刻的《六部成语》。文盛堂是一家老字号,早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就刻印过满汉合璧的《西厢记》,乾隆六十年(1795)刻过《六部成语》。
道光年间刻印满文书的店铺依然不多,留有堂名的有炳蔚堂朱氏书坊、五云堂、三槐堂和聚珍堂等。三槐堂的堂号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雍正二年(1724)刊印过满汉合璧《圣谕广训》,雍正八年(1730)刻满汉合璧《满文启蒙》,后又刻《读史论略》。乾隆二十年(1755)又刻有四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有《清汉对音字式》,乾隆六十年(1795)刻有《三字经注解》。
道光年间的三槐堂在隆福寺对门,其于道光十年(1830)刻的《圆音正考》一书,首有满洲乌扎拉氏文通序称:“庚寅春,三槐堂书坊龚氏宜古,持《圆音正考》一册,欲付梓,请序于余,兼请校正其讹。”可见道光初年,三槐堂主人为龚姓。在此之前,道光二年(1822)三槐堂已刻过《吏治辑要》,三年后重刻。咸丰、光绪年间,三槐堂不断有满文书问世,是满文刻书时间较长、数量较多的书坊。
另一家刊印满文书较多的书肆是聚珍堂。聚珍堂亦在隆福寺,据记载其前身为天绘阁,其历史可追溯到康熙年间。以聚珍堂名义刊印的满文书最早可见的是乾隆年间的满汉合璧四书,道光二十年(1840)刻满汉合璧《音韵逢源》。这类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尽管招牌不变,但主人屡易。光绪二年(1876)聚珍堂主人为刘英烈,原名王盛,字魁式,河北束鹿人。这家书铺一直经营了五十多年。聚珍堂是光绪年间满文图书刻印活动比较活跃的一家。
光绪年间,满文书刊印事业似乎出现了“回光返照”,除三槐堂、聚珍堂两家老字号外,还有柳荫山房、尚友堂书坊、文渊堂、文宝堂、名德堂、护国寺肖氏等数家。这期间,石印技术传入我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京石印馆刻了满汉蒙三体合璧《分类汉语入门》。这一时期在外地如湖北荆州积古斋、盛京西彩盛刻书铺也都有满文书刊印。外地满文书坊刻本仅见于顺治年间的南京听松楼和清末的荆州、盛京,中间几百年竟一无所见。
有确切纪年的最晚的满文书是宣统二年(1910)由湖北“荆防”广化善堂刻印的《朱文公家训》。作为满文图书刻印中心的北京,到清末,印刷技术已改进为石印,最后的满文图书是宣统元年石印本《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书上已经出现了“强国之道,以兵为本”、“陆有炮台,海有战舰”等具有“新学”字眼的内容。这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同时也标志着刊印满文图书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坊刻图书与官刻图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因为它是将书籍作为商品、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而刊行的。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坊刻满文图书形成多种类型。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普及读物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为国策,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统治、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从顺治帝开始,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教化。
清初顺治帝发布“六谕”,康熙帝推衍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帝登基,标榜自己“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将“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印,并敕令将此书刊印至直省州县,各地学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讲,使之家谕户晓。到道光三十年(1850),清宣宗又对《圣谕广训》作了一番解释,并敕令作为书院家塾的必读书。既然统治者如此看重,所以《圣谕广训》自雍正年开始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坊刻本刊行,成为版本繁多、印量颇大的畅销书。
大约在嘉庆年间,出现了一部《吏治辑要》,由铁岭高鹗编著。此书将有关吏治的著述辑录在一起,对官员的政治标准、个人素质、法纪要求等都有论述,对官员从政颇有帮助。此书被在沈阳的内务府附生通瑞译成满文,蒙古领队大臣明叙作了校正,译本被通瑞的朋友——满洲二等侍卫梦芗见到后大为赞赏,认为:“吾三韩当务之急,莫此若也。不必赘言适用而用无不适,不必赘言济用而用无不济者,正谓此耳,何必他求哉!”于是将此书付梓。道光二年(1822)由北京三槐堂出版发行,当年便销售一空,翌年又重刻。咸丰七年(1857),此书被译成蒙文,到光绪年间,三槐堂、聚珍堂又同时刊印,可见此书在清末广受欢迎的程度。

四书五经
清袭明制,以科举取士,汉族士子按省举行考试,同时设八旗官学,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举行乡试、会试。在官学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均是儒家经典,因此四书五经的翻译与出版就成为很大的社会需求。现知最早的坊刻本便是顺治十一年(1654)听松楼刻印的《诗经》。四书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因此很早便译成了满文,由坊间刊行。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坊刻本是康熙三十年(1691)玉树堂的满汉合璧《四书》刊本。乾隆帝登基后,对四书译本重新作了一次厘定,从乾隆二十年后直到光绪年间坊间大量刊印,如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保翠斋、宝名堂、名贵堂、文光堂、圣经博古堂等都有印本,可以说《四书》满汉合璧本在清代也是最畅销的坊刻书之一。《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的印量也较大。

启蒙读物
《三字经》、《千字文》是汉族通行启蒙读物,流传长远。满族入关后也接受了这些读物,雍正二年(1724)惟德、陶格将《三字经》译成满文,后经乾隆到道光,近百年中一再刊印,道光十二年(1832)还译成蒙古文。《干字文》也有三槐堂、文萃堂、敬修堂等书坊先后刊印过。

文学作品
属于文学作品的坊刻本品种不多,但从译文和书品来看都属上乘之作。如《西厢记》(图四四)有两个译本,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寄畅斋刻印的《精译六才子词》,由刘顺译校。此书只译了《西厢记》中的曲文部分,每页汉文列上,满文列下。两年后出现了一个全译本,由文盛堂刊印,满汉合璧,每面22行,行字不等,框高16.8厘米,宽12厘米,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书口上为汉文书名,下为汉文页码。可惜未著译者姓名。
《翻译词联诗赋》是文英堂刊印的,四卷,满汉合璧,刊印时间不详,从风格上看较晚。首卷为词,卷二为楹联,卷三是诗,卷四为赋,此书流传不多。
小说有《聊斋志异》(图四五),这部短篇小说集成书于康熙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道光年间由盛京工部主事札克丹选书中129篇故事,译成满文,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印行后颇受欢迎,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北京二酉斋再次印刷,所用书版即是道光年间初刻的原版。此书框高19.4厘米,宽15.3厘米,每面14行,满汉相间,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双栏,双鱼尾,书口上为汉篇名,中为书名,下为卷次、页码。
《三国演义》是清代翻译最早的一部小说,早在关外时期,已由满族的文圣达海开始翻译成满文,可惜翻译未竟,达海英年早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又令满族文臣重加翻译,顺治七年(1650)译毕由内府刊印,全部为满文。每面9行,行字不等,框高29厘米,宽20.5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双鱼尾,书口有满文书名、卷次及页码。《三国演义》满文本问世后,又出现了一种满汉合璧本,共四十八册,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每面满汉文各7行,满文与顺治译本同,汉文列在满文之右。从汉文中“玄”、“贞”均已避讳,而“弘”字未避这一情况推断,此种满汉合璧本应是雍正年间所刻,从其刻工、纸张及装帧等情况看,应是民间坊刻本,但是未有刊印书肆的牌记和其他著录内容。

满语文专业类图书
清代把提倡清语、骑射作为国策,顺治朝开始即开设八旗官学,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并开设翻译科,使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后能得到好的出身,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清代对满语文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始终未有间断。从官方来看,康熙朝编了《御制清文鉴》、《满蒙文鉴》,乾隆朝更有《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未刊本)等巨著推出,民间也出现了相当一批满语文的研究著作和工具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京都宛羽斋刊印了《大清全书》,这是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一部满语文专门研究著作,它是包括了满语的语音、语法和满汉对照的辞书。此书每面5行,小字双行,框高26厘米,宽17.3厘米,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书口依次为满文书名、满文字头、页码。作者是个汉族人,姓沈名启亮,字弘照,娄东人。作者处于清初时代,在满洲行伍中征战多年,学会了满语,并对此十分喜爱。后到京师在镶黄旗下设馆课徒,有机会就教于一些满族文儒,对满语的十二字头和一些基本语法第一次作了研究和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了一部12000字左右的满汉对照辞书。满语学家李德启先生称此书保留了清初一些满语词汇,为后来辞书中所无,对研究满语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价值。此书出版三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北京三义堂重新刊印。
雍正二年(1724)李延基编著了《清文汇书》。这是一部满汉对照词书,比《御制清文鉴》还多收了2000多个词汇,是清代版本最多、流行最广的词书之一,这部书的影响也很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有《清文补汇》问世,由宗室宜兴编著,共八卷。体例与《清文汇书》同,又补充词条7900余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志宽、志培将两种词书合并名《清文总汇》。此书面8行,小字双行,框高18.5厘米,宽13.8厘米,四周双栏,下粗黑口,单鱼尾,书口依次为汉文书名、卷次、满文字头、汉文页码。
雍正八年(1730)舞格编著了一部满文教科书,名《清文启蒙》,满汉合璧,四卷,以汉文解释满文语法,从语音十二字头开始到满语套词、虚字等,内容全面,在清代流行较广。乾隆年间有关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刊印更多,较有影响的有《清文典要》(乾隆三年)、《六部成语》、《翻译类编》(乾隆十四年)、《音汉清文鉴》(乾隆二十二年)、《清话问答四十条》(乾隆二十三年)等。清代后期出现的《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十一年)、《初学必读》(光绪十六年)等,反映了晚清时期满语研究的新水平。
综观有清一代满文坊刻本图书,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书肆自己刻版自己发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书肆往往在牌记上只注明堂号,或写明某家藏版,有的还注明书肆地址。如《御制翻译书经》就写明“京都琉璃厂瑞锦堂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有的书则盖章说明,如乾隆二年刻的《满汉经文成语》扉页盖有一章,上钤文字“京都徐铺住顺城门外琉璃厂英华堂藏版”。
二、多家书肆同版刊印。有的书虽然同时有几家书肆刊印,但仔细一看,可以发现用的是同一版,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满语文专业图书上,如宏文阁与文瑞堂在雍正十三年(1735)同时推出《音汉清文鉴》,这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辞书。又如《翻译类编》,这是一部满汉分类词典,共收约3 000个词汇,在乾隆十四年(1749)由文渊堂、鸿远堂、永魁斋同时刊印,其中鸿远堂与永魁斋用的是同一刻版,这种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刻书业中已有一定规模的联手经营,尽管在市场占有额上受一定影响,但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降低成本,出版的又是发行量较大的畅销书,总体还是合算的。
三、在一些图书的牌记上标明“翻印必究”,如雍正年间的《音汉清文鉴》、乾隆年间的《一学贯清文鉴》等,这种情况明代已有,到清代,书肆的版权意识更加强化,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在牌记上标明对盗版有追究的权利。
四、有清一代刊印满文图书的书肆虽比较多,但就单个书肆而言,除少数几个如三槐堂、聚珍堂等以外,出书种数并不多,有的只有一种二种,这说明刊印满文书在这些书刊出版业中只占一个附属地位,更没有形成专业的满文图书出版书坊。
五、从内容看,坊刻与官刻本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官刻本中常见的几类书如政书类、法律类及“御制”、“敕纂”类书籍及佛经等,坊刻本几乎从不涉及。在儒家经典、满语文专业等类图书中,坊刻本与官刻本也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儒家经典类只刊印四书这类儒家最基本最通俗的读物,其直接为科举服务的目的性十分明显。另一类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通俗读物,如《醒世要言》、《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等,虽有官刻本,但坊刻本也很多,这里除了统治者提倡外,也不难看出书商对利润的追求。在有关满语文学习和研究的图书方面,清代官方编纂、刊印了很多作品,如《清文鉴》、《满蒙文鉴》、《增订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这些都是满文研究的权威性工具书,在学术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水平。这些图书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书的坊刻本。可见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坊是不能翻刻这些“御制”图书的,这是官方的专利。坊间刊印的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大多是私人的专著,有些受欢迎的著作在各朝不断出版,如李延基编著的《清文汇书》,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词书,从康熙年间京都四合堂首刻以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约有六、七家书肆刻版发行,是清代刻本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工具书,到乾隆年间还出现了续编——《清文补汇》,乾嘉两朝直到光绪年间都有不同刻本问世。其他如《清语启蒙》、《六部成语》等都是清代坊间一再刻印的学习满文的专业书。
六、清代满文坊刻本图书,绝大部分是满汉合璧,少数是满蒙汉三体合璧,全部为满文的极少。从写作方式上看,主要是两种,一是翻译,即是将汉文著作翻译成满文,其中大多为四书五经类儒家经典,也有一少部分文学作品;二是创作,这部分主要是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包括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和辞书等。翻译作品将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译成满文,使满族便于了解接受。这些汉文著作大多具有通俗性、普及性特点,译成满文后,阅读、接受的层面也更宽广。尽管书坊是出于赢利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七、清代满文坊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是满文研究著作比较丰富,比较全面。在清廷提倡清文政策的推动下,有清一代,从官方到民间对满语文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康熙、乾隆两朝在皇帝的倡导、过问下,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学者编纂了一批重要的满文学习工具书,这些“御制”图书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对学习、研究满语文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更多的满文研究成果是通过私人来完成的,这些人有满族、蒙古族也有汉族,有官员也有未登仕途的文人,从清初顺康朝到清末的光绪朝,近三百年间人才辈出,由于他们对满语文的热爱、探求、研究,满语文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硕果累累。众多的作品通过民间书坊刊印成书,流传至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满语文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反映了清代近三百年满语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水平,对今天满文的学习研究和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这些方面,满文坊刻本功不可没。

满文抄本
满文的抄本图书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宫内抄本,清政府编纂的一些图书有的刻本与抄本并存,如列朝皇帝圣训,既有殿刻本,亦有抄本。抄本又分大红绫、小红绫、小黄绫三种规格,抄写字体工整,装帧精致。有的仅有抄本,如列朝皇帝实录,没有刊刻过,只有精抄本留世。这种抄本亦分大红绫、小红绫、小黄绫三种,每种只一套,现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著名的《五体清文鉴》也只有抄本存世。同治、光绪时期,官方所修满文图书只有稿本、抄本,再未刊刻过。
宫内抄本另一类是小说,这批小说都是从汉文翻译而来,全部用满文抄写。如《封神演义》、《连城璧》、《列国演义》、《南宋演义》等。有的汉文本已很难见了,但满文译本尚在,如《金粉惜》等。有的是稿本,如《水浒传》、《寒彻骨》等。有的还是当时的禁书,如《樵史演义》。这些小说译本都以抄本形式保存在故宫图书馆,大部分是孤本。
属于宫内抄本还有一类是装帧特殊的精品书,从其内容看,一是佛经,如乾隆年间的《无量寿佛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另一类是歌谱,如《平定金川乐章》、《乾
清宫普宴宗亲世德舞乐章》、《庆隆舞乐章》等。这些抄本都是在磁青纸上用泥金正楷精写,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装帧考究,都是乾隆时代的遗存,现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图书馆。
大多数抄本还是属于民间的,这部分数量众多,内容庞杂,有个人未刊的作品,如敷伦泰的《庭训录》(乾隆四十一年)、题了尘拙叟的《格言》(雍正元年)等。也有传抄的作品如《百二老人语录》(图四六)等。再有是自己翻译的汉文诗词,如扎克丹译的《名士百花诗》、《醉墨斋》,还有题润斋主人重订的《十二重楼》等。较为常见的是个人为了学习满文而编纂、抄录的词语、话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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